好視自己為獨裁者的臺海兩岸企業(yè)家，應該明白，政治獨裁者的時代早已過去，而沒有暴力機器相配合的區(qū)區(qū)商人，怎能還沉迷于獨裁的美夢？
臺海兩岸的企業(yè)家，經常容易產生一種幻覺，其實，雖然他只是一個商人，卻總覺得自己是君臨天下的獨裁者。
企業(yè)的獨裁者
事實上，政治上的獨裁者時代已經過去，可在局部的企業(yè)帝國里，獨裁者的故事，還可以變本加厲地延續(xù)。管理獨裁，行事嚴酷，好用權謀，企業(yè)像太平軍進南京時的壁壘軍營，而私生活甚至能像洪秀全一樣，按著編碼管理后宮。
私生活也很活躍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，就是這樣一位原教旨主義的企業(yè)獨裁者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自己也大言不慚地把位于深圳寶安區(qū)的富士康園區(qū)比作紫禁城，他的口頭禪是“總裁我”，一類專制王朝時期的“孤家寡人”。如果繼續(xù)考證，這種聲口極可能來自于軍營文化，自太平軍名將陳玉成以下，掌權軍人頗喜歡牛哄哄地自稱，比如陳玉成死前就自稱“本總裁”。
郭臺銘生于1950年，那時臺海兩岸的政治文化，均為絕對服從的叢林法則。民主的開始是你敢于自殺，而專制的特性是你不敢自殺。如果你要自殺，我就殺你全家。郭臺銘和幾乎所有那個時代的國民一樣，害怕它，服從它，愛上它。做事說話都是領袖和總司令的聲口。
郭臺銘幸福的是，直到2007年之前，富士康的臣民中，還有大量比他晚生十年二十年的大陸公民。這些中青年人成長于前改革開放時代，他們既不了解城市，也無意了解。他們更大的夢想是賺取錢財，回家鄉(xiāng)蓋房子，至于罔顧《勞動法》地夜以繼日工作、低廉而且經常被克扣的工資、動輒被辱罵的屈辱生活，實在算不得什么。
遭遇“千禧一代”
然而時代變了。
2008年開始，生于紅旗下、長在開放中的“85后”和“90后”登場，并迅速成為富士康帝國臣民—一線工人主體。在做慣臣民的父輩眼里，這些“千禧一代”(1984～1995年生的和電腦長大的一代)具備了太多讓他們看不順眼的缺陷，諸如自私、孤僻、自我、懶惰和不安分。但公平地說，這些所謂缺點，換個角度看，不過是這幫家伙不具備做聽話臣民的特點罷了。而如果換個標準，自私可能是捍衛(wèi)獨立，孤僻可能是注重心靈，自我可能是自信夢想，懶惰可能是愜意人生。如果是重視公民權和機會均等的社會，沒準這些都是好品質。而他們諸如創(chuàng)造、活力、藐視權威、相信夢想的品質，更可綻放光華。
無論郭臺銘多么強悍，改變規(guī)則和文化的只能是他自己，而非富士康里占據大多數的80后甚至85后。兩岸企業(yè)獨裁者，他們相當多人成長于獨裁社會，接受并履行那個時代的生存法則，并視為理所當然。然而近30年，自由的種子已經復蘇，人性的魔盒已經打開，現在的年輕人不可能再主動接受那個規(guī)則。他們是對的。
好視自己為獨裁者的臺海兩岸企業(yè)家，應該明白，政治獨裁者的時代早已過去，而沒有暴力機器相配合的區(qū)區(qū)商人，怎能還沉迷于獨裁的美夢。
當然，我們不得不說，郭臺銘已經算是臺海兩岸企業(yè)家里非常能照顧員工福利的企業(yè)主，人們更愿意如此分析富士康：精神上的血汗工廠。這是郭臺銘的委屈，也是他的悲劇。某種程度上應該感謝他，山西黑磚窯里是較少自殺現象的，因為那里沒有最苦，只有更苦。郭臺銘這樣的企業(yè)主，因為開啟了企業(yè)文明，逗引了員工夢想，使得青年有了追尋美好生活的欲望，只不過壁壘森嚴的管理桎梏了這一切，讓他們容易在反差中難以自拔。者，就算郭臺銘變成善人彌勒佛，可能也難以解決這種反差。
郭臺銘已經做了自己所能做，連續(xù)為內地員工加薪。但從中國國民生存來說，由于遷徙自由被剝奪，保障嚴重缺陷，加上高房價徹底剝奪人們安居的夢想，使得企業(yè)就算大幅度增加工資，業(yè)已成為杯水車薪，完全無解國民的絕望。
必須改變的老板
我們需清醒的一點是，中國平民有暴烈的武力訴求平等的傳統，此點是寫入儒教經典的。且現代革命本身亦借此成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青年員工對企業(yè)專制的反抗，正表現出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自虐傾向。此種反抗特性是，既然我反抗不了不公，那么我可以毀滅我自己。
“自殺式反抗”是新群體運動形態(tài)。其本質是：如果我不能打動你，那我就打動整個世界；如果我不能使你同情，那我就通過我自己的毀滅使你絕望。這種對社會心理的摧毀，必然帶來牽連世界的多米諾效應。
管理者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，必將非常危險。“自殺式反抗”如被反復被習慣，必然使社會存在的心理基礎崩潰，同時衍生具有規(guī)模效應的恐怖主義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人民日報》最近已經連發(fā)幾篇評論，官方學者也在發(fā)表言論，核心議題就是如何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、稅負問題、戶籍問題和社會保障問題，這可以視作一個好信號，也是當前解決跳樓罷工等一切危機的必由之路。
